赵勇兄：
谢谢你给《最后一班地铁》写的书评。
你总能置身在一个宽阔的空间里观察、思考和批评，你有着以常识性理论洞穿文本的能力。通过你的批评，一个文本被放置到了它应在的位置上。这不是我看了这一篇书评才有的感想，而是在读过你许多的批评文章后早就有的一个感受。
你说到创伤经验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是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的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事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在引用这段文字时，我总是自觉去除它的唯美色彩和异国情调，再为我所用。这是因为在我国语文中，我尚未听到过这样一种具有人情而又美到极致的悲调。
但我从未意识到这是出自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我虽然写出了我个人的早期生活轨迹，我却没有认识到那是一种创伤性的经验，我单纯地以为那是我惟一可以编织的记忆，因为我只是我，我不可能深入到别人的灵魂中。我以为每一个写作者都像我一样，在独自拥有的他家门外的池塘里梦想着大海。你的评说让我突然站到了自我的外面，使我从外面往里面窥望了一番，就像做一个梦一样――只有在梦里我们才能看得见两个自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关注或试图写出别人的生活，直接的原因是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所谓走进我的生活，就是他们以他们触目惊心的存在方式，令我看见他们的样子，令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于是我不得不停下来，走近他们，与他们交谈。这种交谈就如同一个人走出家门，来到户外，不一样的风景有时会令他愉悦，有时会令他非常震撼。这些好人，他们捧出自己的灵魂，表示愿意让我分享其中的痛苦、善良和秘密。我为此常常心存感激。只要我仔细地看他们，我就会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奇特，那样的软弱而又坚强，那样的与我不同，从而令我能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心的惊奇，于是我就想写下他们。
正如你所指出的，我在写他们时“只是粗线条的勾勒”，毕竟不如写我自己时那般真切，但是，既然他们坐在了我的对面，我就没有理由不与他们对视，不倾听他们痛苦的心声，不试图写下他们。我曾经幻想用画家的方式去工作，比如像凡高画一位农夫那样，把他的灵魂涂满他身体和衣服的每一条皱褶，但我终究不能学会那样的一种方法。
个人的孤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盛产的东西，但与这个时代别的盛产物不一样的是，每一个孤苦的人，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压榨成一模一样，哪怕他们表面上已经如此。在同一种强大暴力或此类东西的压迫之下，他们仍然能够显出他们的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的自由遭受扼杀，但仍有残存，如同灰烬里散布着的点点暗红，显出一种令人痛惜的希望。同时，受了最深的苦痛，却还能够用人的语言诉说和反抗的那些人，他们便充实和扩大了人的含义，提示给我们又一种活着的意义。这是最能打动我的。
也有一些人，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之下，突然失去了诉说和交流的能力，他们就此陷入了可能是永久的精神黑暗之中而不得复返，这就是你所说的“潜在的精神病患者”，兑现成为了现实的精神病患者。有很多机构及其同谋者在做这种事情，他们总能取得成功。我曾经多次与一位精神病医生交谈，他主持着一个很小的精神病门诊，他每天都接待二三十个病人。当我对这个数字表示惊讶时，他说达不到这么个数字他怎么赚钱。当我向他咨询像食指那样的精神病人能够写出好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他的任务只是诱使病人家属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治疗。作为一个惟利是图的医生，他在我们社会的道德系统中是完全站得脚的。我最终失去了与他对话的耐心。我在《小b回家》一文中曾经记录了他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精神病都是遗传的。
但我和一位记者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位记者对此有很大的疑问。他在青少年时代曾被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两年。他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然后又回来了。在他看来，一伙人或一个机构的确可以把一个人逼疯，而且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发生着。他对他自己最终没有疯掉的解释是，进入监狱也就是进入了一个相对同质的人群中，这样他的孤独在那里面侥幸得以免除。但是他指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那个时代的监狱关押的是知识分子、造反派、右派、坏分子，等等；今天的监狱我想是有所不同了。也就是说，一个不幸的个人在今天，应该到哪里去寻求避难之所，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就在与我交谈的这位记者工作的那个单位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批精神病患者。我问这位记者，到底原因何在，他念念叨叨说：“压力太大！压力太大！”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只要陷入了某种困境，他就已经被遗弃，就只有压力而得不到助力了。这样他就只有向着一个可见的深渊滑落下去。
有的人，他们敏感，自尊，骄傲，脆弱，不愿同流合污，他们承受最大的压力，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做一条狗，他们因此成为随时可能陷入困境的人。在知情的情况下，我有时隔着一条街道可以看得见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有的就住在我的隔壁，有的在我的前方匆匆行走着。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具有反抗的勇气和能力，有的甚至根本就缺乏这样的意识，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人就遭遇到了磨难。甚至对他们的接近和同情，都被视为一种古怪的行为。
当然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也还有另外的各种人。比如上访者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成份，其中不乏上面提到的人，但也有另外的不同的人。我有一次去一个乡镇采访时，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可能误认为我是记者，在与我握手时塞给我一张字条。他悄声对我说，如果想采访他，就打字条上的电话。我后来了解到，此人原是村办煤矿的会计，煤矿被另一伙人夺去，不让他当会计后，他参与了上访。为了上访，他耗完了他所有的“既得利益”，并被迫逃亡他乡。当他决定退出上访队伍时，有人在山道上捉住他，把他暴打一顿，他只好继续参加上访。直到那座煤矿被关停，几个利益方无可争夺时，他才一贫如洗地回到了村里。而一旦没有了煤矿，那个曾经富裕的村子也逐渐变得也像那个曾经得到过既得利益的会计一样一贫如洗，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真空，关系到各家各户的村庄的利益从此无人过问。我曾想把这个人的惊险生活情状做成一篇小说，但我最终发现自己不会写这样的小说，因为我没有能够从中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所追求的典雅蕴藉的叙事方式已经很难表现面对这样的生活时的感受。我在散文等的写法上没有多少话可说，是因为我最强烈的感受和最明确的思想都还没有找到它们所需要的语言。我在继续寻找，我在想，是不是小说可以？
我本来是把你的书评当成了你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在我在给你写回信，但我却写出了上面的这些。
就此打住吧。
祝你在首都工作、生活和心情都好！
聂尔
（本文编辑：钱振文）
 |
